付子堂校長出席紀念《中國的人權狀況》白皮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并致辭
西政網訊 1991年11月1日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《中國的人權狀況》白皮書。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，也是中國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權為主題的官方文件。
2021年10月15日，由中國人權研究會主辦，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、《人權》雜志社承辦的“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史上的里程碑”——紀念《中國的人權狀況》白皮書發表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。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向巴平措出席會議并致辭。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、西南政法大學校長、人權研究院院長付子堂，中國人權研究會顧問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劉海年，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、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、法學院院長何志鵬出席開幕式并致辭。會議由中國人權研究會秘書長、《人權》雜志社社長、總編輯魯廣錦主持。多位人權領域專家學者對白皮書意義作出高度評價。
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、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表示，一方面，人權白皮書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人權白皮書為建構中國人權話語體系奠定了基礎。正是人權白皮書的出現與發展，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政府“做人權事業”卻不講“人權故事”，“做得多”卻“講得少”或“不敢講”的局面，讓人們對人權概念“脫敏”，可以大膽地講“人權”，理直氣壯地講“人權”。
30年過去，中國政府已經累計發布白皮書100多部，除綜合性的人權白皮書，還有與人權有關的各種白皮書，涉及改革開放、扶貧開發、減災行動等多個主題。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張萬洪表示，從人權白皮書到有關人權的白皮書，中國的人權實踐賦予了人權更豐富的內涵和更廣泛的外延，也提供了研究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新視角。
1991年《中國的人權狀況》白皮書提出了“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”，并提出“發展權應優先受到重視”。1995年《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》白皮書進一步提出“將人民的生存權、發展權擺在首位”。2019年《為人民謀幸福：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》白皮書提出了“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”。
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表示，在對外宣示中國人權政策的同時，人權白皮書也是對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和實踐經驗的總結。正是通過人權白皮書的不斷總結，使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和推進原則有了越來越明確的認識。
人權白皮書還對國際社會關切的一些人權問題作出解釋和回應。1991年《中國的人權狀況》白皮書回應了有關勞動教養、宗教信仰自由、少數民族權利保障、計劃生育、司法中的人權保障等方面的問題，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解釋了相關政策。此后，中國陸續發表了中國的計劃生育、改造罪犯、宗教信仰自由狀況、少數民族政策及其實踐、司法改革等專門領域的白皮書。
“30年過去了，愈發凸顯出白皮書的重要歷史意義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力宇表示，應該說，當年直接促使白皮書起草、寫作并發表的原因，基本沒有改變。例如，由于社會制度、意識形態乃至價值觀的不同，中國與西方國家對于人權性質的認識分歧仍然存在。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，搞強權政治的某些西方國家，將干涉中國內政的人權借口，變換為涉臺、涉港、涉疆、涉藏等問題。這些國家不但對自己過去侵犯人權的歷史毫無悔改之意，而且還實行“雙重標準”，繼續指責和污蔑中國“踐踏人權”。所以，紀念白皮書發表30周年，回顧、還原當年白皮書起草、寫作并發表的歷史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“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話語都無法脫離本國的客觀實際，否則只是空談。”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劉志強說，中國在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事業發展道路同時，也在嘗試構建中國特色人權話語體系。實現人權事業的目標并非一日之功，仍需有扎實的理論研究，通過系統深入的對比研究，理清人權的概念、權利、義務、分類、范圍等人權基礎理論問題，力求取得共識。
付子堂認為，未來中國在保障人權時需要協調推動政治權利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權利的發展，正確處理好改革、發展、穩定的關系，平衡推進安全、發展、人權三大領域的工作。
“人權狀況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”與會者均認為，人權話語體系的構建離不開國家的發展、社會進步，需要不斷加強內功，推動各項事業的建設，為人權事業提供堅實基礎。
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趙樹坤教授認為，1991年人權白皮書的發表，標志著中國政府從過去的視“人權”為禁區，開始“直面”人權問題。雖然當時對于人權的理解仍顯粗糙，對人權的關切仍有“被動反應”的一面，但是30年的人權白皮書發展實踐表明，當初的“應急反應”階段已經結束，中國政府主動推進、自覺發展人權事業開啟并不斷走向新階段。
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譚堾垿和張晗分別作了題為“中國白皮書話語分析”和“人權白皮書30年的話語實踐及其社會文化功能：1991-2021”的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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